本人虽文科毕业，但对于历史还真是读之不多，研究甚少。不过，桌案上的一本《历史沉淀的理性》倒是通读了，读后醍醐灌顶，脑洞大开。此书沉淀的不仅仅是理性，更多的是思考，是理性沉淀后的回答与启迪。是啊！历史就是一面镜子，照耀着后继者汲取无穷的力量，更好的前行。但历史也不都是客观叙事，大多陈杂着记事者的主观意识，或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直接为统治者服务；或智借他人之能说，让万代深陷迷踪而不知所措。
或许是职业习惯，此书每一篇都是认真拜读，眉批、脚注、尾评密密麻麻，可谓是读书之人，尽显能是，不畏不惧！尤对某些章节，不敢苟同，遂付诸文字，与作者商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吾曾苦读于古彭四载，闲暇之余，戏马台阅之无数，霸王风采，其子民遗风，可见一斑。虽不求甚解，亦略知一二。高祖刘邦本即市井小民，流氓气十足，但乱世出英雄，小民刘邦以其显赫功绩，成霸业、立枭雄，其历史地位不可撼动，征战逐鹿之英雄气概，昭示后世之人，可颂、可敬。然，读《汉高祖非端庄之士》，集结高祖刘邦七宗之罪（暂且称之为“罪”），总觉不快，故问：何谈端庄与否？
一罪“不忠”。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没有雄心就吃不了豹子胆，没有“野心”就成不了大事，这谈不上忠与不忠。刘邦起兵本就很弱，不使点心眼，用点着数，就不是他市井小人的性格，的确无可厚非。况且，在那个“礼乐崩坏”的年代，为施展自己的抱负与理想，刘邦只不过用了个计策而已。春秋时代，申包胥赴秦，求秦哀公复兴楚国成功后本该“功成身退”，却赴越，帮越灭吴，能说是“忠”吗？这叫“挑拨离间”。如果非要给申包胥“忠国”的地位，那也只能是忠于楚而已！较“高祖”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罪“不孝”。其实仅凭《史记.项羽本纪》就断言刘邦的不孝，不免有点牵强。对历史事件的评说不能以偏概全，不能过于武断，这样有失公允！而项羽架锅置刘邦父刘执嘉于其中，以刘邦不降而烹之相要挟的做法，恰恰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项羽的阴险、毒辣。刘邦毫不动摇的坚定自己的信念，最终战胜项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也充分证明了如果一个人，一但有了自己的“信仰”坚持比什么都重要！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此例种种，举不胜举。
三罪“不仁”。文中说，仁，乃对人亲善、仁爱。实际“仁”的概念是孔子提出的。其核心：一是对待“仁”的态度，二是“仁”的价值内涵，三是“仁”的表现方式，四是“仁”的实践价值。其实关于“仁”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作者只是从逃命中弃子、抛女行为就断然说，刘邦不仁，未免有些狭隘。假如，刘邦被项羽追杀逃命途中，偕老抚幼，那自然不会逃出项羽的重重追杀，必死无疑，那自然也就不会有大汉王朝，更不会有汉惠帝和鲁元公主，这何谈仁与不仁？不同环境下，“仁”的态度、内涵、方式、价值不同罢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有多少仁人志士，抛家离子，为了胜利弃家弃子，这难道也是不“仁”吗？
四罪“不义”。“仁义礼智信”实际是中国古代最高的道德标准。即“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这种“义”的规范，是以“仁”为基础的。那么，楚汉之争，那方是“仁”是“义”？作为后继者，我们无法评判。项羽为了巩固其霸权地位，刘邦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在群雄争霸的岁月，孰是孰非？手段谁对谁错？其实，丁公本就不该网开一面，他这样做现实中已违背了基本的道德规范，从项羽的角度，丁公是“义”吗？刘邦称帝杀了丁公是做江山的上策，完全正确的，否则其江山也不会坐稳。
五罪“不诚”。文章说，诚，指诚信或不诡诈。从文章讲述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刘邦的市井小民的本性。刘邦赴沛县吕公府拜见豪绅吕公，他不单单是凑热闹，同样也是想拉关系、攀高枝，走仕途。去见吕公需要银两，可刘邦本就小民一个，哪来贺钱，所以口出贺钱一万实属虚晃一枪，也可以说是使了个贱民计策，无所谓“诚”与“不诚”。这更恰恰说明了刘邦贫民出身且流氓气十足的本性。对于这样的人何谈“诚与不诚”？如果非要究出个结果，那就把话题引入了“人之初，性本善与性本恶”无解的话题，很多历史事件没有办法去讨论或者去认识。
文章还谈到了“垓下之战”以及坐上皇位后，刘邦为巩固霸权地位而采取的非常手段，我认为都无可厚非，历朝历代夺取政权的统治者都不过如此而已！
六罪“不礼”。文章说，刘邦不懂礼数，不遵礼教，不敬儒者。刘邦是个不善于伪装的流氓地痞，即便是当上了皇帝，也依然我行我素，放荡不羁。我们大可不必以君子儒雅之风骨规范之，儒家的谦谦礼节，仁义智慧，在他身上毫无踪影，这符合他的特质。况且，这段记载源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以及《史记·张丞相列传》的史实也不见得有多么的真实。
《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不可撼动，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虽然《史记》记载了上古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但其文学性要高于历史性，可以说，文学价值极高。我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但在说史上，《史记》的确存在一定的虚构，相信司马迁也很清楚。但对于我们后人而言，只要知道，距今两千多年前有一个秦朝，刘邦和项羽起义推翻了秦，刘邦又打败项羽建立了汉朝，汉朝五世时刘彻打匈奴李陵投降了，司马迁因此遭宫刑，受了罪，这些历史事件对后人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至于刘邦如何，有意义吗？
七罪“不勤”。其实，“勤”与“不勤”衡量的标准也不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农民的标准就是“安分守己、吃苦耐劳”，刘邦的标准可能就是“打败项羽、成就伟业”，这就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所以，说刘邦不勤未免有些不妥。刘邦父训斥他不务正业，不安分守己的时候，刘邦想的就是新的世界的美好与未来，这怎么能同日而语的呢？！这显然是“勤”的方式不同罢了！
纵观这七宗之罪，实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刘邦的为人、处事、韬略、理念等等。试想：有不愿意做皇帝而称帝的吗？一个人如果遇事，思前想后、左顾右盼，就会错失良机。“道德”不是衡量万事的唯一工具，刘邦缺“德”也是万般无奈，或许这也是他取胜的锦囊妙计，没有对旧的世界之破坏，就不会迎来一个崭新的世界，德之考量、礼之偏倚，乃后人之说。
打天下需要有胸襟、善谋略、会人心的“德”，而坐江山需要的是有创新、开眼界、宽思维、聚人力的“德”，我看刘邦两者兼得，故成霸业、造伟业，哪有不端庄之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