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左觉农在牵挂鹤岗矿务局发展建设中不幸辞世
左觉农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老领导、老同志，他戎马一生，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左觉农到鹤岗矿务局工作以来，一边推动公开建党工作，一边抓矿区的发展建设，昼夜筹谋鹤岗矿山的复兴大计，推进矿山的发展建设，为鹤岗矿山的发展呕心沥血、废寝忘食。
当时，矿上很多干部都是从军队转业过来的，缺乏搞工业建设的经验。于是，有人问左觉农：“大家不懂煤矿怎么办？”
面对这样的提问，左觉农鼓励同志们道：“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搞革命工作就得干哪行学哪行！”
为了提高干部职工的管理水平，左觉农花费了大量精力在矿务局成立总学委会，在各科室成立学委会，组织领导干部分工负责，政治、业务、文化学习一齐抓。先后开办了3个业余职工学校，350多个工人识字班，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
左觉农不但组织干部职工学习，而且自己带头学习，凡是要求干部职工的，他自己身体力行、示范在先。在“学”的方面，他要求干部“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而他自已更是孜孜以求、发愤学习，潜心做生产管理的“内行”。
他还亲自组织局机关科级以上干部学习，并责成办公室的同志编印了《学习资料汇编》和《鹤岗局报》两份刊物，指导干部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交流经验推动工作，在整个矿务局掀起了学习技术业务、学习企业管理的热潮。
左觉农关心职工生活，积极组织筹建了东山独身宿舍大楼，克服困难主持兴建了兴山、南山和西山职工家属住宅，同时改造和修缮了日伪遗留下来的旧房屋，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问题。为了办好职工食堂，他甚至还亲自编写了怎样办好职工食堂的小册子，指导炊事员为矿工做好饭菜，保证矿工的营养。
有一次，东北煤管局从丹东给矿务局调来一批小米，小米运到矿上后，大家才发现已经发霉了。左觉农知道后，立即找到东北煤管局要求调换，说：“工人吃了这种小米不但不抗饿，而且还容易闹病，这怎么能行！”东北煤管局只好重新给矿务局调换了质量较好的高梁米。对此，矿工都十分感激左觉农。
左觉农个人的生活非常简朴，有人甚至说他对自己很“吝啬”。
他有一枚普通料子的个人印章，用以签署文件。办公室秘书见他的印章质地太差，劝他买块好点的料子重新雕一枚，左觉农却很珍惜地拍拍这枚旧印章说：“它跟我南北征战十几年，又没有犯什么错，咋能随便撤职呢？只要能用就接着用吧”。
左觉农是老革命、老干部，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工作中，身体罹患多种疾病。
当时，局里有一部小汽车，是专为他配备的。根据他的年龄、职务、革命资历和身体健康状况，他完全有理由、有资格出门坐车。同志们都劝他下矿办事时坐车走，但他却说：“出门坐车，越坐人越懒。能不坐车就不要坐车，不坐车可以节省汽油，还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汽车留给路远的同志坐吧。”
在他的影响下，其他领导同志除事急路远外，一般也都不坐车。
尽管病魔缠身，左觉农对革命事业却满怀向往和憧憬。他常常乐观地对同志们说：“我还可以为党工作十五年”。“你们不知道，我还准备了好几块油布，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坐胶轮大车进关呢。”说着说着，自己便哈哈大笑起来。
1948年冬，左觉农胃病复发，医生要求他休息治疗，但他仍然坚持工作，病痛难忍时，就用办公桌角顶着肚子坚持工作。1949年3月，左觉农病情恶化，被迫住进沈阳中国医大附属医院。在病床上，他还不忘关心矿务局的生产、建设和职工生活。
当矿务局派人来看望他时，他还不断地询问：“东山独身宿舍大楼盖好了吗？”“今年的劳模评出来了吗？”但就是不提自己的病情，让来看他的矿务局的同志心里十分难过。
1949年6月10日，因病情急速恶化，左觉农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鹤岗矿务局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功勋卓著，始终牵挂着企业发展建设的老局长。
左觉农同志病逝后，他的遗体安葬在沈阳市中山公园，墓碑上镌刻着“鹤岗矿务局局长左觉农之墓”。
1949年6月12日，鹤岗矿务局在沈阳为左觉农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李富春赶到沈阳主持了公祭，朱理治、陈郁（煤炭工业部第一任部长）等领导同志出席了追悼会。
左觉农同志逝世的噩耗传到湖北，湖北军民不胜悲痛。7月26日，《长江日报》同时发表了李先念、郑绍文、刘子厚、李实等同志的纪念文章，深情地回忆了左觉农同志一生的革命历程，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李先念在《纪念夏忠武同志》一文中写道：“在长期党的斗争中，忠武（左觉农同志的化名）同志一贯忠于党的事业，始终服从党的组织，没有从个人出发的权力地位思想，具有坦白直率、艰苦朴素、认真负责的高尚品质！”并称赞他“是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可贵的典型！”
鹤岗矿务局一直不忘老局长左觉农，直到40年后仍与左觉农同志的夫人张光然同志保持着联系，并寄去了《鹤岗矿务局志》，以示对老局长的崇敬与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