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本来是西周的贵族里最低的一个等级，到了战国时代，士发展成了一个有理想主义精神、对整个社会有深厚关怀的知识分子阶层。孔子说：“士志于道。”对士人精神进行了界定。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对士人的追求进行了认定。儒学本为“士”学，重视“士”的道德榜样的影响来营造全社会讲道德、守伦理的风气，是儒家的一贯立场。有学者指出，儒家伦理在本质上是一种地位伦理，儒家认为，一般庶民只要在他的家庭及乡党中践行儒家伦理即可，知识分子（士）则应广施“仁泽”，以天下为己任，“当不义则争之”。真正的知识分子，以儒家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为德行取向，追求理想人格和完美世界，是社会道德的监督者和价值理性的守卫者。
真正的知识分子内心宏富，人格强健，不随波逐流，不患得患失，始终保持起码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批判精神。面对社会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的落差，他们忧心忡忡，针砭时弊，糠秕政要，革故鼎新，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悲剧。宋朝的知识分子运动，在中华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北宋末南宋初杰出的学生运动领袖陈东，“自少尚气节，有愤世嫉邪之志”，在国家危亡之际，迭次上书，请诛“六贼”，仗义执言，鼓众伏阙，力主抗金，反对投降，最终为昏君佞臣所杀。南宋能够苟且偷安152年才灭亡，与此起彼伏的知识分子运动有着重要关联。
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的骨气、血性、忠诚和信仰的，莫过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坚守、抗争和殉道。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为“宋末三杰”。文天祥把忠孝名节看作比生命还重要，在国家灭亡，连皇帝都已向忽必烈俯首称臣，恢复中原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无论是污秽而昏暗的囚禁生活，还是许以高官厚禄的劝降，都不能改变其崇高的民族气节。文天祥宁死不降！忽必烈百思不得其解，还是文天祥的绝命诗给出了答案：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星移斗转至满清入侵中原，皇太极也与忽必烈一样纠结于同一个问题，他曾问汉人谋士范文程：“我见中原名将多矣，只要战败势劣，大多倒戈投降，而那些文臣儒士，却多不为所屈，杀身报国，此和原因？”范文程答曰：“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皆其平身所学，所以才危而忘身，一心赴国难，此乃国家养士之报。”
费希特说：“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的善良呢？”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
知识分子有三种境界。最高境界是良士境界。徐幹说：“以岁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穑者，非良农也；以利之有盈缩而弃其资货者，非良贾也；以行之有祸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良士，胸怀全局，心忧天下，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他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执著追求真善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信仰高于生命。中等境界是清士境界。范增说：“老子哲学的核心，当然是道，是自然之道。它和一切反道而行的仁义，一切抗拒自然大智慧的大伪格格不入，他们尊信的人类心智的返璞归真成了中国画家、诗人、书家们精神释放的天地。中国艺术家们似乎都不愿接受儒家‘克己复礼’的说教，而对道家崇尚自然和回归自然则心向往之。”清士，不为世俗羁绊，不介入社会纷争，纯任自然，为艺术而艺术，为知识而知识。他们看到民众的苦难，也会洒下同情的泪水，但不会为民请愿；他们看到官吏腐败，也会摇头皱眉，但不会去斗争。他们只一味遨游于艺术或知识的海洋，不管余事。沧浪之水清兮濯吾足，沧浪之水浊兮亦濯吾足。最低境界是劣士境界。劣士，是犬儒，是乡愿，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丧失节操。
文天祥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有节操的文士之一，也是汉民族英雄。为什么说他是汉民族英雄呢？民族气节，在文天祥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无愧为英雄的称号，值得后人敬仰。然而，称之为汉民族英雄比称之为中华民族英雄或民族英雄确切。毕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同宗同源，历史上同为诸夏族，祖先同一，且汉文化一直是主体，中华文明未中断。这与西方不同，西方文明起源古希腊，古罗马衰亡，日耳曼代兴，罗马文化衰亡，希伯来文化继之代兴，其文明中断。西方是变异，中国是转化。虽然，元朝是少数民族政权，但仍是诸夏民族的正统，只是掺进了一些新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文天祥只能称汉民族英雄，因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蒙古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