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圣祖仁皇帝康熙，名字叫玄烨，他8岁继位，14岁亲政，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康熙嗜书好学，尚儒重仁，善思审慎，勤于政事，头脑清醒，意志坚毅，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大帝王。他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反击沙俄，亲征朔漠，和善蒙古，绥服西藏，促进了民族和谐统一，奠定了中国版图。康熙时代中国的版图，东到太平洋，东北到库页岛，北到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外蒙古，西到贝加尔湖，南到南沙群岛南端的曾母暗沙。国土面积有130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最强盛的帝国。他关心民瘼，尊重礼法，治理河患，减免税赋，兴文重教，学习科技，使康熙时的大清帝国，人口众多，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社会稳定，出现了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局面。
著名清史学家阎祟年总结康熙盛世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是天合。康熙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天时，处在西方大国崛起的两个高潮之间。西方大国第一个崛起的高潮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第二个高潮是英国、美国、法国。康熙王朝的发展正好处在这两个高潮的夹缝中，因此，康熙王朝的发展没有受到外国的干扰。二是地合。当时清朝周边的国家，东邻朝鲜，西邻哈萨克，南邻越南，越南国王是清朝皇帝册封的，北邻日本，当时日本尚未崛起，而俄国的彼得大帝又将主要精力放在西方。因此，在康熙王朝时，清朝周边国家基本贫、弱、小，而康熙王朝并不恃强凌弱，与邻国都能和睦相处。三是人合。康熙能做到“人合”，与大臣能够和气相处，君臣和谐，朝中基本没有朋党之争。四是己合。康熙做到了“己合”，而“己合”的关键是读书。他一生酷爱读书，他说，“圣人贤人”与“庸人俗人”的差异就在于读书。康熙的大过人之处，在于有大过人的思想，大过人的思想是因为他有大过人的学习精神。他注重修身，不抽烟，不喝酒，讲究养身。
康乾盛世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它是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18世纪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而当这个奇迹发生时，传统文化本身也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令人遗憾的是，在天合、地合、人合、己合，一派盛世欢歌的景象中，从皇帝到百姓皆欣欣然昏昏然，岂知“当康熙和他的子孙把盛世推向繁花似锦、高潮迭起之时，大清国这架承重已达极限的大车，早已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百家讲坛杂志·康熙彼得大帝的治国差距》）没有人知道，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完全耗竭，国家发展潜力即将陷入油尽灯枯之境。康熙昧于世界大势， 思想还局限于专制统治、仁德治世、小农经济的层面，脚步仍然在封建藩篱中逡巡，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吸取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要内容的近代西方文化的精华，因此，后来出现光宣哀世、清朝覆灭的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
昌盛于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宗教的桎梏，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创造了人类艺术史上的绚烂篇章，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哥白尼革命”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不仅改变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而且也改变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狄特富尔特评价“哥白尼革命”说：“由于这一天才的见解渐渐渗入社会意识，其深度足以促使当时的封建制度逐步丧失其基本的合法性。‘宇宙关系的民主化’终于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关系的民主化。”与康熙时代同期的英国，人民在与复辟王朝、天主教的博弈中获胜，议会先后通过的《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以法律权利代替君主权力，确立了英国“议会至上”原则，是迈向君主立宪制度的重要一步。它改变了人类历史，对英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640年和1688年的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为英国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牛顿的科学精神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注入了活力，广袤殖民地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和劳动力，使英国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
然而，在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达到光辉顶点的康熙帝国，康熙皇帝却没有华丽转身，托举起光照环宇的民主政治的金色太阳，进而促成两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
梁漱溟说：“宋以后所谓礼教名教者又变本加厉，此亦不能为之曲讳。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不及西洋之处。”需要解释的是，儒家思想在“人化”和“化人”上是有历史性贡献的，儒家主导的传统道德文化对中国人的人格和品格的涵养教化力量不可低估，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原则，是普世伦理的基础，但儒教毕竟是为小农经济服务的，在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代，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它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是保守消极的。
在整个封建社会，统治者都要求把儒教的“三纲五常”奉为天经地义，因为这种宗法思想最适合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一味拘泥于封建文化，不承认文化的实践性和时代性，拒绝文化创新，并且封建文化糟粕被后世承袭并得以强化，从而束缚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康熙从小就以鸿儒为师，学习《论语》每篇都要念120遍，背120遍，直到老年仍倒背如流，一字不忘，学习《四书》《五经》，俱经研究，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必与儒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这些书他也都会背，可见用功之深，后来自己也成为了鸿儒。法国耶稣会士白晋认为，康熙长期研究中国古籍，完全领会了儒家精神，是儒教的教主。康熙到曲阜祭孔，不坐轿子，进入孔庙大成殿，对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写匾“万世师表”挂在孔庙大成殿正中。孔子的子孙成为世袭罔替的“衍圣公”，品秩列文班之首的正一品大员。《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他曾在孔庙为康熙“讲书”唱赞，康熙不仅一日三问其年龄，而且还批准了他的四个奏本：由皇上选设卫护林庙的百户官，引城东文献泉之水入孔庙，准周公后裔为世官和扩大孔林的规模。1678年，康熙诏举博学鸿词：“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辞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科道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一时硕学鸿儒纷纷到京城应试，康熙亲自设宴招待，共有50多人胜出，获得了高官厚禄。康熙熟谙儒家思想对于维护皇权和统治阶级利益的精妙之处和巨大功效，视“崇儒重道”为基本文化国策，自然对外来文化怀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和排斥。
况且，因为盛世，皇帝妄自尊大，睥睨四方，对“蛮夷”和“蕞尔小国”的更化形势不屑一顾，百姓更是安常处顺，俯首帖耳，不敢也不愿意破坏传统制度和封建秩序，因为儒家文化传统已构成中国人的精神法律。同时也应看到，皇帝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必然与之相关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它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租佃关系所代表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中国皇帝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就是说在康熙帝国民主思想基本上没有文化、经济、社会和阶级基础。
我们既要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我在想，假如康熙能够走出国门，呼吸一下异邦的政治空气，感受一下英国在君主立宪制政体下强势发展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高涨的氛围，以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感和开放兼容的心态，改风俗，立法度，学习西洋的民主政治制度，会更增添他的伟大光芒。我也知道，对于西方的隐患，晚年的康熙，已有所悟。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然则，民主是帝制和宗法传统的天敌，作为封建帝王不被逼到死路，是绝难挥刀自宫，割去男根，断绝皇脉的。
康熙离世不到百年美国出现了两位伟大的人物——第一任美国总统华盛顿和第十六任美国总统林肯，他们是民主的倡行者，华盛顿既不想做国王，又不想当独裁者，林肯既不想做奴隶，也不想做奴隶主。华盛顿与林肯的政治思想迥异于康熙，盖因他们没有经过千百年来宣贯儒家思想所造成的思维定势，思想负担，心理痼疾，精神压力和文化积习，更因为民主政治已深入人心、大势所趋。许苏民教授认为，古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表现为美统真善的自由学艺，而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则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古希腊罗马的人文教化的目的在于培养合格的公民，而中国古代的人文教化的目的在于培养恭顺的臣民。王元化指出：“民主制是需要法治来保证的，但中国传统思想乃内在超越，重修身，而治国则是修身的延续，故法治理论与法治经验在传统资源中极为稀薄。”
康熙不思民主，这似乎可以理解，但没有实施科技强国战略，对科技创新做出制度安排，就让人难以理解了。据史料记载，康熙对西方科技是很感兴趣并孜孜以求的，他在回顾钦天监杨光先诬告传教士日耳曼人汤若望那桩学术公案时说：“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刘潞：《康熙与西洋科学》）当时仅15岁的康熙意识到了学习西方科技的必要性，从此，他开始了认真刻苦的学习。
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老师则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他悟性好，学习热情高，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好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得去那里授课。老师上完课走了，康熙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看重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把所学的知识付之于实践，有着强烈的学以致用的热情。传教士白晋对此作了详细记述：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父子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好学不倦、学有所成的康熙获得了洋老师白晋的极高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理智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兴趣浓厚，受当时欧洲主要国家建立科学社团风潮的影响，在宫内也设立了类似机构，称蒙养斋算学馆，旨在培养高级数理人才。传教士白晋说：
“中国皇帝仿此范例，开始在他自己的宫殿里建立起绘画、雕刻、塑雕以及为制作时钟和其他计算工具的铜、铁器工匠之类的‘科学院’。皇帝还经常提出要以欧洲的，其中包括巴黎制造的各种作品为样品，鼓励工匠与之竞赛。”
当蒙养斋的学生们学成之后，康熙又让传教士带领他们分赴全国各地，费10年之力，勘测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经实地勘测，并用天文、大地三角测量等科学技术完成的全国性的内容详尽的地图，是中国地图测绘史上的创举，规模也是世界空前的，后来被李约瑟高度评价为“当时亚洲最好的一部地图”。这次测绘的意义还在于它在世界测绘史上第一次印证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与此同时，康熙又策划和组织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天文、数学和乐理大型科学丛书——《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和《律吕正义》，总称《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是明末清初西算传入时期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数学巨著，也是代表我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在有清一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与康熙同时代的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评价说：
“我以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刘潞：《康熙与西洋科学》）
可惜的是，如阎崇年言：康熙精通数学、物理学、医学、化学、光学、测绘学、地图学，他的数学水平甚至达到了专家的程度。但是，他只是凭着个人兴趣在学，没有形成政治制度让全社会都来学。由此看来，康熙再聪明、好学、善思、亲为，也只是曹冲，而不是阿基米德。曹冲与阿基米德的区别在于：曹冲称象，引起的只是一时鼓动耳膜的喝彩声，而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引起的却是持久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风暴。其实，作为皇帝无需精通各门类的科学技术，但不能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科技意识。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只把西方科技成果当做“奇技淫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进行文化层面的反思，不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然沿袭草原民族崇武尚力的传统，在“木兰围场”炫耀超人的膂力和精湛的骑射技艺，于篝火映天、酒肉飘香、人呼马嘶的营地，显摆式地盘点自己捕杀了几只老虎、几只黑熊、几只野猪、几只饿狼，射杀了几只麋鹿、几只野兔、几只山鹰，那他的帝国最终会被“奇技淫巧”所猎杀。
生活在19世纪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最为褒奖的18世纪的两个伟大帝主，一个是中国的康熙大帝，另一个是俄国的彼得大帝。“他们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国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体制，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步入落日辉煌，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并遭到俄罗斯的侵略、蹂躏。”对此，马克思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尊崇儒术、科举制度和文字狱为主要手段，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社会共识，而所读之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读书人“用力之要，尤在多读圣贤书，否则即易流于下。”“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是整个社会的信条。在国人心目中，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谁致力于它，谁就断送了科举仕进的前程，丧失获取功名利禄的机会，谁就会被世人斥为走旁门左道、不务正业，让人冷眼相待。而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者凤毛麟角，历尽艰辛所取得的成就，如科技成果、科学著作，往往又不受重视，弃置一边，因为“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我从宣统三年（1911年）学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道声光化电。”溥仪的课程有《孝经》《尔雅》，之间夹杂着《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全唐诗》等，有中文教师、满文教师、英文教师授课，师资力量很强，可谓“精英教育”。但他长大成人以后，几乎成了生活的白痴，尤其没有数字和地理概念。在战犯管理所，溥仪五十岁时开始补习算术。溥仪说过一句要命的话：“一切有技术的人在那时都是被贵族看作卑贱的等级的。”
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对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认识的基本要求，就是把它作为“取辩之物”的基本手段，与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观念相适应，论证皇权神授的客观性和天意的必然性，使得科学认识和科学活动充满了牵强附会的迷信色彩，无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阻滞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徐光启在谈到元末明初以来的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时，曾感叹地说：“算术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无一存。”（ 徐光启：《同文算指序》）传统社会思想在思维内容上排斥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在思维形式上将理论引向神秘主义。从中西方文化发展史看，东方偏重心的改造，西方偏重物的改造。
中华民族精神是一种以情感、心理、内省、体验为主轴的具有审美性质、艺术性质的文化精神。古人在百家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强势影响下，缺乏缜密思维、创新意识和惟理求是的精神，古代中国也缺乏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几何体系和亚里斯多德形式逻辑体系。
尽管如此，在16世纪前，因中国的封建制度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农业手工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家相对统一安定、国内各民族经济文化日益融合，加之人民的辛勤劳动，中国古代科技还是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根据《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的统计，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1世纪，中国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所占的比例约计达50%～71%；公元11世纪后的宋元时期的几项重大发明对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又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自16世纪以后，由于政治制度已经落后，权力专制、文化禁锢加剧，以儒学为宗、吸收佛教禅宗思想的官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加之朝廷重本抑商，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导致欧洲诞生了现代科学，中国的文明却没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欧洲相似的现代科学。这也是在同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式的伟大科学家的缘故。
具体到康熙皇帝，他学习西方科技是因为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他汇集能工巧匠设立蒙养斋、如意馆等是为满足自己赏玩之好，他颁布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是显示其对传教士和西学一种居高临下的宽容、恩典和优待，并未把西学东渐看作是科技强国的机会，更不认同西方科学文化的优长，反倒认为西学悖谬“圣人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故“禁之可也，免得事多”。从他对待传教士和西方先进科技成果的态度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儒家文化是远胜于形而下之器的形而上之道，是具有最高价值和不可战胜的法宝。如梁启超所言：“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迹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梁启超文集》）因此，康熙对西学西技的态度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只注重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而漠视其价值理性，只承认西方文化之“体”，不承认西方文化之“魂”，排斥或摒弃其与中国传统相异的文化内涵，故在康熙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东方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融合并生成更为先进的文化之可能，这不仅错失了社会转型、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宝贵机遇，也注定了康雍乾盛世只能是大清帝国即将灭亡的回光返照。
牟宗三先生深究文化之根，认为儒学中“仁的系统”笼罩了“智的系统”，使中国只有依附于道统的“德性之学”，而无独立于道统之外的“知识之学”，即没有科学文化传统。
马克思当年批评大清帝国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